用“人的教育”融合学生群体

吴非

    上课间隙，有时我会想：学生这会儿在想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想？后来我知道，学生和我一样，也在想老师在想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那样想。作为任课教师，我并不认为只要上好专业课就算完成任务。

    当年我们总把学生当作“可塑性很强”的群体，谁承想几十年间社会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，学校教育会出现那么多预料不到的状况！学生群体不再那么“单纯”，家庭教育背景则变得复杂。教师不能选择教育对象，也因此对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教师必须遵循教育原则，同时必须是更有智慧的人，他对学生不能再用单一的教育法，他的教育教学要兼顾有不同背景与个性的人。

不同的家庭背景与境遇对学生的人格、性格可能形成影响。学生到了学校，教育就得发生作用。如果要用相对公平、统一的尺度衡量学生并实施教育，我认为未必是考试成绩，而是个人文明修养，因为这涉及他在未来能否“立于世”。

我长期在高中教学，面对的学生，年龄段在15岁至18岁。学生多为独生子女，而很多教师也是独生子女，很有意思。考试制度稳定，不讲“家庭出身”和“政治面貌”，没有了“阶级”“阶层”的标签，“背景”淡化，特权受到一定的遏制，人的“文化差异”也就显现出来。家长的教育观比较乱，学生的思想和学习也会跟着乱，这就会呈现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矛盾。但是，教师不能乱。教师的教育理想和教育原则不能变，方法则要应时而化。我在八十年代的教学中意识到，最重要的教育观，是“人的教育”。教师眼中如果没有“人”，面对复杂的班级状态，肯定束手无策，他的教育教学也必然乱成一团。教师眼中有“人”，富有人道精神，面对学生时，他才能真正地“以人为本”，注重细节和习惯养成，少犯错误。即如目前社会最为敏感的平等诉求，学校和教师都不可等闲视之。中国的文化积淀，有不少落后的因子埋藏在教育中，人分三六九等，官民之别，贫富之别，一直存在（否则中国文化不至于把“有教无类”当作不得了的原则），直到当下，仍然存在落后的“城乡之别”。比如，进城务工者子女的入学仍然存在一些障碍，即使政府有对应措施，但生活条件差，在校遭遇歧视，也会影响成长。我在江浦区五里村行知苑小学，听老校长杨瑞清和同事们讲述帮助外来工子女的事，很感动也很难过，那些冬天没鞋袜的孩子，他们生活的地方离南京繁华中心只有十几公里。学校平时有些收费，班级活动也会有收费，这在多数学生家庭可能不是问题；在少数学生，就是难事：家庭本己拮据，他无法向父母开口。怎样保护学生的自尊，怎样减少他们内心的纠结，往往不是靠教师慷慨解囊就能解决的。此类事宜细不宜粗，能不能说服班级节俭办事，减少活动开支，让所有的学生都能想到别人的难处；能不能提请学校制订由班主任掌握的资助或减免名单，形成制度，等等。无论如何，不让一人向隅而泣。不知为什么，教室里只要有一个学生郁郁寡欢，我就觉得自己的课上不好。

不久前某杂志微信刊出我的旧文，内中提及劝教师上课不要用“寡妇”这个词，防止心理敏感的孩子受伤。有读者困惑：诸如此类的事很多，教师一一关照，课怎么上？但我认为，只要教师心里有学生，办法有的是。比如，民间轻慢信仰与风俗的俚语，政治运动留下的伤痕，家庭不幸的记忆，个人遭遇过的挫折，等等，都可能给心灵敏感的学生造成痛苦。教师上课说话，能不考虑学生的感受吗？教师博大的胸襟充满仁爱，装得下所有的学生，学生的心，就能装得下世界。

教师帮助学生，是职责，不能要求学生报“恩”。曾有学生在随笔中提到“父亲又失业了”，我托班主任悄悄地帮了他几回，学生考上大学后来信感谢，说其实知道是老师帮他的。我没回信。这个学生毕业后找到了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，我把喜讯告诉同事时，办公室所有老师都欣慰不己（我很看重同事的这种情感），一个家庭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；比这更令人兴奋的，是学生在信中说：老师，我知道怎样报答社会。——这就对了，教师无论如何不要把学生当作“私产”，否则教育的性质就变了。

我和一些有过各种困难的学生成为对话者。我们交流对问题的看法，我不试图“改变”他们，我努力去想他们选择的合理性。我认为，总体而言，学生还是向往美好人间，向往真善美的，这或许取决于教师的教育姿态和价值追求。教师境界不高，学生的困惑会变多；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，即学生因此学会混世，老师是个乡愿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学生群体会庸俗化、社会化。

虽然一直在一所学校工作，所带的班级，也有不少差异。1987年我带南大少年预备班，学生年幼，多数来自农村，为了让他们熟悉南京，星期天我常带他们外出参观、游玩。有次在博物院大厅，正为他们讲解，有个学生大声往地上吐了痰，我没出声，蹲下，用手帕擦去地上的痰，悄悄扔进垃圾箱，然后低声对大家说：这是城市，要注意；你们以后都会是知识分子的，不能随地吐痰。我在做这件事时，没抬头，是不想让那位同学难堪。我想的是：他肯定明白了，他们以后想吐痰时能记起我说的话。

     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学生，也无论学生在什么样的困难，“教师的样子”最重要。我认为，只要教师有原则，守常识，任何复杂的问题都不难解决；作为教师，处置问题不能偏向任何群体。做一件事，会不会引发负面影响，会不会留下后果，要有预估。如时下非常流行的“成绩排名次”，对学生的伤害是长期的。有班主任把“名次榜”公然贴在教室讲台边，——这种事做了，还有什么错事不敢做？有两位任课教师见到班主任在教室张贴测验名次，先是耐心劝说，劝说他取下之后，再告知校方，建议重申校规，以绝效尤。——宁可得罪同事，也不违背教育原则，这才是对学生对学校负责的态度，学校有这样的教师，学生才能真正地“成人”。

学生毕业多年后打电话邀请我聚会，但没留姓名，自称“当年我在班上成绩不行，老师不一定记得我”。我回电严厉批评，告诉她：整个班的语文是我教的，你这样说话，不像我的学生，我从没以成绩论人，你的话让我生气。——教育要教会自由平等，自尊自强，学生毕业多年，仍没从“成绩”阴影中走出来，这就是说，我的教育任务就没有完成。我因之感到沮丧。

无论学生之间存在何种差异，——家庭背景，学习成绩，性格特征，志趣爱好，等等，都可以忽略，但在一间教室里，所有的学生都应当成为文明人。学生有教养，“融合”就不是困难。学生友爱，是人生幸事，教师为什么要说“重友情也要重视成绩”？（小学生家长要求孩子“和成绩好的同学交朋友”，也是很混账的话。）应试教育鼓吹“竞争”，同窗友情变得淡漠。有次进教室，看到有课桌空着，记起这张课桌昨天也是空着的，于是有所不安，问：“他怎么没来？”周围几个学生摇头表示不知道。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，发了火：同在一个班，邻桌两天没来，竟然无人关注，这是什么“集体”？这个班有二十多个“三好生”，高一时评上“文明班级”，学生竞选班委颇有豪言壮语，还有学生打报告要求加入中共，怎么说一套做一套？那天我严厉批评了半节课，事后听闻有家长到校长那里去投诉老师训学生，——他投诉，我不在乎，我在意的是自己教的学生是不是正常人！学生如此冷漠，教师为什么不能生气？孔子遇上这种事，也会生气的。

    教师的职业，要求他眼中看到的是“人”“生命”，而非尊卑贵贱的等级标签。在教室里，我常想，我面对的人，在未来，要成为劳动者，要成为父亲母亲，他们要组成“社会”，他们要担负建设新的文明的责任。因此在这个年龄段，教育要培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良好习惯，他的灵魂中应当有这样一些元素：人，人性，生命，仁爱，友情，善良，正直，诚实，坦白……有这样的品格和修养，当他们站立在社会时，就能有公民姿态，有担当。如果我们容忍向青少年灌输“我死之后任凭天塌地陷洪水滔天”的人生观，必将给自己留下无尽的职业耻辱。

    我希望教过的学生能“走得出去”，“站直了做人”，否则我的工作没有价值。我最怕学生变得庸俗猥琐，我常告诫学生：“你有许多自由，但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。”学生不会独立思考，价值观出错，有可能无所忌惮地做坏事。1996届毕业典礼上，全体高三教师致辞，大家让我第一个讲（也许他们认为语文教师肯定最能讲），我只说四个字：“做个好人”。不久前这一届有个班纪念毕业20周年，有学生发言，说一直记得老师的“做个好人”。我说：“看来，至少到目前你仍然还是好人。”大家都笑了。“做个好人”，容易吗？不容易，但也不难。

    基础教育就是“打底子”，在这个年段，文明教养是一点点地聚合的，教师不能大意。学生不敢奢望教师个个都是指路明灯，至少他能找到值得尊敬的教师，有人格魅力，有智慧，有办法的人，让他不至于蒙受屈辱。我在教学中想过，规训重要，比规训更重要的，是教师的教育姿态和情感。引导不同环境背景的学生成长，还要注意接受教育过程中的“趣味”，教育要培养优雅而趣味的人，一个群体能关注自我品质，能够追求生活趣味，那么，“文明”就能成为共同追求。教师本人也应当是有优雅而有趣味的人，我们社会太缺少这样的人群了。一个成天翻看学生成绩册唉声叹气的教师，一个因学生家庭背景而生出势利眼的教师，一个只知道鼓励学生“拼搏”追求“成功”的教师，他的表情、眼神都可能成为学生的恶梦。